我1937年生于风雨飘摇的岁月。卢沟桥的炮声撕裂了华北夜空，日寇的铁蹄踏碎着祖国的山河。尚在襁褓之中，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逃离伪满统治下的东北安东（今辽宁丹东市），历经艰辛落脚在陕西凤翔邮局。父亲是位思想开明的邮政职员，常给我讲述“九一八事变”的苦难和东北抗联的英勇事迹。这些家国情怀的种子，深植我幼小心田，让我早早懂得山河破碎之痛，对领导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萌生敬仰。

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启蒙

1949年5月陕西解放，父亲毅然送大哥和二姐报考西北军政大学。正在陕西华县少华女中求学的我，同年九月加入了学校首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1950年，13岁的我听从父亲“听党的话，好好干革命”的嘱咐，参加了十九兵团军干校文工队，成为部队最年轻的文艺兵。

1953年初，我和大哥一同跨过鸭绿江，参加了抗美援朝。哥哥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，我在志愿军六十三军文工团。朝鲜战场，是我人生的重要课堂。住山洞，吃炒面，生活艰苦。由于没有制空权，敌机时常对我方袭击，我们只能夜间活动。一天黑夜，我们乘坐卡车赴前线演出，忽遇十多架敌机沿着公路俯冲过来，投下无数照明弹把山地照得如白昼。如果车停下来，必遭轰炸。生死关头，司机猛踩油门，驾驶卡车如离弦之箭冲进密林，尾后就响起轰隆隆的炸弹声。到达阵地，我们顾不上喘息，立即为指战员们表演节目，还以快板赞颂了护送我们的英雄司机。当晚，我写下了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。

我珍藏着祖国慰问团赠予的抗美援朝纪念章、和平万岁纪念章。2020年10月，获颁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，感到无比欣慰自豪!

平凡岗位上的坚守

1958年5月，我和丈夫木林（1947年参加革命，1948年参军入党，参加过平津战役）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山西长治。他分到晋东南地委宣传部，我到晋东南报社做“记录新闻”。

“记录新闻”工作容不得半点差错，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，为保证记录的准确性，我苦练书法提高书写速度，遇生僻字左手查字典右手不停笔。周日夜间，安顿儿女睡后常伏案工作到天明。

1961年，我调到长治报社，后到市委通讯组、市妇联工作。无论岗位如何变动，我都服从安排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但因大姐1947年随丈夫（铁路工程技术员）赴台工作形成的“海外关系”影响，我多次入党申请一度被搁置。但我没有灰心，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勤恳工作，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
冰河救人，信仰的力量

1976年2月11日，一个寒冷冬日，我买粮路过护城河，忽闻冰面传来救命声，转头一看，见四个孩子掉进了冰窟窿！当时四周空无一人，我顾不上不会游泳，纵身跃入刺骨冰水中，“孩子们，别怕！我来救你们！”我踩着淤泥，奋力拨开浮冰向他们靠近。杨惠、郭文改两个孩子抓住我围巾的两角，从冰窟窿里挣脱出来。“一个也不能落下！”我咬牙又将杨斌、郭文军一一拉出，脖子挂两人，双手抱两人，在冰水中艰难挪向岸边，终将四个孩子全部救上岸。

事后，两家父母贴感谢信于市委大楼，市直党委表彰了我。但我觉得，这不过是自己应该做的事。 

30年后，已成家立业的四个孩子专程登门看望我，一进门，就亲切地叫我“张妈妈！”郭文改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张妈妈，您不仅救了我们的命，更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！”看着珍藏多年的感谢信，我想，世上最珍贵的荣誉，莫过于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可。 

终于站在党旗下

1982年9月，经过几十年考验，我实现多年夙愿，终于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入党！那一刻，我热泪盈眶！

入党后，我更加努力工作。在市妇联任副主任期间，深入基层，帮助妇女群众解决了许多急难愁盼问题，1982年被评为长治市劳动模范。1986年在市文化局任副局长，分管电影、戏剧、新闻出版工作，我不断破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难题，曾两次荣获省文化厅“开发电影市场突出贡献奖”、山西省“扫黄打非”先进工作者，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1996年退休后，我参加了长治市一至三届老干部宣讲团。常年深入乡村、学校、机关、厂矿、部队及社区，宣讲党的理论方针政策，结合自身经历表达对党忠诚。

我对四个儿女要求十分严格，要他们对党忠诚，艰苦朴素，清正廉洁。三个儿女是党员，四个孙辈优秀，三人研究生毕业，一人入党。家风获赞。2021年我的老伴不幸离我而去，但儿女们都很孝敬。

我已是耄耋老人了，回望一生心潮澎湃：从东北逃难到参军报国，从朝鲜战场到地方工作，从冰河救人到光荣入党……这一路走来，我坚信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！ 

如果有人问我，为什么对党如此忠诚？我会告诉他：因为党给了我信仰，给了我方向，给了我一生无悔的追求。只要有一口气，我就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！